截至12月4日周二，预计有将近100名部长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的谈判。期望达成协议的目标是什么呢？谈判的目的是商定明确计划，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行历史性的2015年就气候变化达成协议的《巴黎协议》。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事关重大，紧绷压力点众多。

图片获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波兰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上，一群示威者警告所有谈判者和领导人，目前一切进展太快，我们现在必需采取行动。（照片拍摄地2018年12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代特雷斯12月3日在会议开幕式上说道“我们无法在卡托维兹告终”。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主席米扎·库尔提卡也传达了某种程度的观点，他说道:“没卡托维兹的顺利，巴黎会议就不意味著顺利。”三年前，在法国大城巴黎，各国表示同意尽一切希望将全球气温的升幅掌控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达2摄氏度以下，并尽量相似1.5摄氏度的基准线以下。

2018年是缔约方自己指定的通过实行指南或“工作方案”的累计日期。现在，在波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7个缔约方挤满在一起，就如何联合遵守巴黎允诺、在每个国家之间创建信任以及实施2015年的协议力争达成协议一致意见。

联合国秘书长古代特雷斯在会议开幕式上说道，“有人可能会说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谈判。我告诉这不更容易。这必须忠诚的让步政治意愿。

但是，在我看来，确实艰难的是作为基里巴斯的一名渔民，他看见自己的国家于是以面对消失的危险性；或者是作为萨赫勒的一位农民或牧民，他们正在丧失生计，丧失和平；或者是多米尼加或任何其他加勒比国家的女性，在飓风毁坏一切后，之后承受灾难。”历史上，多边气候谈判仍然不是一件更容易事，因为各国常常企图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还包括经济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作出的允诺在许多方面被赞誉为具备开创性。除了2℃ / 1.5℃的目标外，该协议作出的允诺还包括:减少气候行动的资金，还包括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反对；到2020年制订国家气候计划，并制订自己的目标和指标；维护生态系统，还包括森林；强化适应环境和增加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就如何构建上述目标达成协议完全一致是一个政治和技术上的简单问题，有时不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地方现实、国家分类、科学的重要性问题、金钱问题，最后不会归结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性问题:国家间的信任。

联合国开发署图瓦卢办事处图片/Aurélia Rusek；坐落于南太平洋群岛图瓦卢的洼地富纳富提岛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给的影响 ,造成海平面下降。以下是五个最主要的紧绷压力点:一、一个联合的目标，但人们来自有所不同的方面，面临有所不同的现实第一个紧绷压力点是，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加反感地深感必须采行全球行动。例如，小岛屿国家和萨赫勒或极地地区。此外，工业化国家被指出几十年来获益于对温室气体废气没容许的经济，因此，它们应当在挽回这一趋势的全球希望中冲锋在前。

但是，另一些人争论说道，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早已刷新纪录，气候行动的责任应当在更大程度上落在他们身上。《巴黎协议》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均衡，将所有国家团结一致在一起。所有国家都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必须全球应付的全球问题，它们都回应不愿为采行集体气候行动的希望作出贡献，迄今已向联合国递交了181份具备自律目标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就是证明。

然而，由于各国面对有所不同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所不同，197个缔约方的行动和义务必须适当区分，特别是在气候行动的融资方面——这被称作“联合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缔约方大会第24次会议上，许多辩论环绕如何使各方公平地适应环境和应付这些有所不同的现实，同时保证最最出色和最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以求打开。二、国家分类1992年通过的《气候变化公约》将197个缔约方分成两大类:工业化国家43个，发展中国家154个，还包括49个“最不发达国家”。

每个群体对气候行动的贡献和责任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如何半透明和定期地表达他们所采行的行动；长年获取反对，特别是在资金或技术转让方面。因为这两个团体是25年前区分的，考虑到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可能在此期间再次发生了变化，一些缔约方指出，在我们考虑到遵守巴黎允诺的时候，这两个团体的构成应当被新的检视。

然而，目前没转变这一分组的程序被出台议事日程，也没作出任何转变的计划或预期。这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简单点。开发署图片/James Stapley；西印度洋岛国科摩罗是全球最不繁盛的国家之一，全国近20万主要依赖农业维生的人口急需应付气候变化带给的全新挑战。三、“青睐”还是“注意到”科学？为了增进政治辩论并获取事实基础，第24次缔约方会议正在审查会各种科学报告，其中之一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撰写的1.5℃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报告，该报告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构成。

《巴黎协议》委托撰写的这份报告认为，与工业化前比起，到本世纪末，将气温下降容许在1.5摄氏度依然是有可能的，但必须社会各个方面展开“前所未有的”改变。虽然所有国家都否认有适当应付气候变化，但本次缔约方会议的辩论之一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应当“受到青睐”还是意味着“受到留意”这种看起来微小的技术性语言明确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政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科学为基础？这也标志着有所不同的国家在参予气候行动向前迈向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有的心愿的急迫程度。四、棘手的融资问题气候行动必须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技能，代表着一些国家，尤其是最不繁盛和最薄弱的国家无法独自一人分担的代价。

在巴黎，捐助国允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筹措1000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这一数字将还包括公共和私人捐助，这使得报告系统显得非常简单……各国正在争辩我们离构建这一目标到底还有多近，以及否不会在2020年构建这一目标。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解决问题“气候融资”定义的不具体，因为许多国家报告称之为它们的一些“发展援助”是“气候行动援助”。这种不具体的情况使得辩论显得非常简单，关于报告、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问题也放在桌面上。

五、国家间信任准则所有国家都认识到有适当制订指导方针，以便需要继续执行《巴黎协议》，并且都注意到2018年这一最后期限。然而，如果我们要做较慢而准确，就必须作出希望和展开投资——还包括经济转型、大幅度增加温室气体废气、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和科学知识分享。归根结底，国家间的信任是一个最重要因素，只有采行贯彻半透明的措施，才能创建信任。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代特雷斯说道，“我们没时间展开无限制的谈判。一项已完成的工作方案将获释《巴黎协议》的潜力，这将创建信任，并指出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是严肃的。

”关于展开报告和评估以及有可能创建同行审查系统的对话，十分具备挑战性。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都将持续到周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说道，“许多政治分歧仍然不存在。

许多问题依然必须解决问题。” 但她热情地对挤满在她面前的几十名决策者说：“但我坚信我们有能力已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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